洪武三年十月，随着北伐和西征的战事逐渐平息，朱元璋开始了对大明开国功臣的大规模分封。这些功臣中，六个国公的封号最为显赫。与清代相比，明代的爵位体系较为复杂，普通读者如果不熟悉明史，恐怕很难准确理解其中的细节和层次。
比如，作为文武第一的徐达与李善长，他们的封号就显得尤为特别。徐达的封号是：“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、特进光禄大夫、左柱国、太傅、中书右丞相、魏国公，参军国事。”而李善长的封号则是：“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、特进光禄大夫、左柱国、太师、中书左丞相、韩国公，参军国事。”这些封号中的“特进光禄大夫”、“左柱国”、“中书右丞相”等具体官职，或许很多人并不清楚它们的含义。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历史文献，进一步了解这些爵位背后的意义。
朱元璋所封的六位国公，都是当年与他一起征战四方的老朋友，都是他信任已久、功勋卓著的部下。公、侯、伯等爵位被统称为“本爵”，每位国公的封号中开头都会加上“开国辅运推诚”字样，这被视为他们的“勋号”。在这六位国公中，有五位是武臣，李善长则是唯一的文臣，因此他的封号与其他五位有所不同。武臣的封号中会有“宣力武臣”字样，而文臣则称为“守正文臣”。这种区分制度后来一直沿袭，成为明代的一大特色。
展开剩余76%此外，虽然刘基和汪广阳也是开国功臣，他们的封号却有所不同，称之为“开国翊运”。这实际上反映了两人并非朱元璋的直系亲信，因此在封号上有所区分，这样的做法也符合情理。如果某人不是开国功臣，而是通过继承爵位的方式获得封号，那么他的封号中就不会有“开国辅运”的字样。例如，常遇春的儿子常茂也曾获得国公封号，但他的封号就要简单得多：“特进荣禄大夫、右柱国、郑国公。”
洪武二十一年，常茂因犯错误被夺去爵位，朱元璋于是改封常遇春的次子常昇为开国公。他的封号则更为简洁，且加入了“钦承父业推诚宣力武臣”的字样，这也是为了彰显他父亲的功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洪武时期偶尔会使用一些如“推忠协谋”等勋号，但使用的频率并不高，而到了永乐时期，分封功臣时则更多使用了“奉天靖难”和“奉天翊运”等词汇。
明朝继承了唐宋的爵位制度，文武大臣都有散阶和勋官，以此来表明朝廷的恩宠。而在洪武时期，特进光禄大夫这一职称属于散阶中的高级别，左柱国则属于勋官中的最高级别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六位国公中的徐达与李善长分别拥有“特进光禄大夫”这一荣誉，这一职称仅授予他们二人，象征着极高的尊贵地位。
至于左柱国，它是勋官中最高的职务，只有徐达和李善长被授予这一头衔，其他四位则是右柱国。在明代，左职位的地位普遍高于右，因此左柱国的头衔，表明了朱元璋对徐达和李善长的特殊重视。
至于“参军国事”，这是朱元璋借鉴元朝制度授予国公的特殊称号。从字面上看，“参”就是参与国家政务的意思，与清代的“议政王”有所类似。这个职称只在洪武初期使用，并且仅限于徐达和李善长二人。之后，李文忠、冯胜和邓愈三人虽然也被赋予了参与军国事务的权力，但他们的地位较低，因此只被称为“同参军国事”。六位国公中，唯一没有参军国事头衔的是常茂。
封号中提到的“太师”、“太傅”以及“中书左、右丞相”，都是正一品的文官职务，属于实职官员。六位国公中，徐达担任中书右丞相，李善长担任中书左丞相，李文忠担任大都督府左都督，冯胜担任大都督府右都督。而常茂和邓愈并没有担任这些实职。常茂年幼，所以没有实职可封，而邓愈则因朱元璋的安排，出征四川和湖广，也未曾担任实职。
尽管有些功臣没有兼任实职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权力被削弱。实际上，这些开国功臣的权力依然十分强大，虽然他们不再负责日常的官员事务，但很多时候，他们仍然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并指挥部队。比如徐达，名义上是中书右丞相，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征战，几乎没有管理过中书省事务。因此，右丞相对他来说，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性职称。
洪武十三年和二十三年，朱元璋曾两次对开国功臣进行大规模清算，能顺利善终的功臣少之又少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朱元璋并未完全剥夺功臣们的爵位，而是允许他们的子孙继承。在洪武晚期，爵位制度逐渐完善，规定凡是开国功臣去世后，都将追封三代。只有那些在继承爵位后有特别突出贡献的子孙，才能晋升更高的爵位。
与清朝的爵位传承制度相比，明朝的勋贵想要晋升到更高的爵位，难度极大，几乎无法轻易获得更高的荣誉。此外，在洪武时期，许多功臣死后都会被追封更高的爵位，比如国公被追封为王，侯被追封为国公，伯被追封为侯，但也有少数功臣未能享受这种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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